法治網全媒體記者 蔣安杰

10月11日，首師大政法學院舉辦的一場聚焦法學前沿、引領學術潮流的學術研討會——“人工智能與刑法的對話：AI時代詐騙犯罪的理論與實務問題研討會”在京舉行。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院長吳高臣主持開幕式。

首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繆勁翔指出，政法學院在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這個前提下，立足法學研究的本位，積極研究交叉學科所帶來的新的制度治理難題，符合學校發展和學科發展的需求。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姜偉提到，人工智能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提高社會生產力，也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風險，作為技術工具，價格低廉容易操作，迭代速度遠超監管部門的反應速度，幾乎可以觸及社會各領域的法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要求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和管理機制也就成了應有之義。

研討會第一單元“AI時代詐騙犯罪的理論問題研討”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黃曉亮主持。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文華認為，AI詐騙問題不僅是刑法問題，更多的還延伸到前置法的問題，即具有外擴性，是一個技術治理的問題，同時也是商業、產業邏輯的問題。只有將AI置于不同的應用場景，才能具體確定應用AI平臺是否進入了詐騙犯罪的規制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付立慶認為，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詐騙罪的罪狀描述是極為簡約的，若放棄對欺騙行為的限縮，過度擴張詐騙罪法網范圍的后果是：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喪失定型性和罪刑法定主義機能，其與盜竊罪的區分將變得極為困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孫運梁認為，法學概念要著重考量其本身概念特征，一方面它要比日常生活概念更規范，另一方面它也達不到科學概念能夠測量的程度。具體到詐騙罪的領域，傳統法學中“占有”和“財產處分”的概念就受到了沖擊，很多爭論與分歧其實就來源于概念的流變，這需要學者們審慎觀察。

北京大學法學院文科一級教授陳興良點評時表示，此前他對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方向有一點“跑偏”的擔心，但在對相關領域進行了解以及參與本次研討會的基礎上產生了幾點新的想法：第一，刑法學者應當積極應對人工智能犯罪時代的到來，刑法理論研究應當有所作為；第二，在探討人工智能犯罪問題時，要區分弱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前者只有在將其作為犯罪的工具考察時才有意義，至于強人工智能的犯罪主體性能否成立問題，我們可以做適度的預見性研究，但不能將研究基礎完全放在幻想上，這樣會導致研究走向沒有根基的“科幻法學”。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盧建平用《貓和老鼠》動畫片做了一個比喻，認為我們的研究不能僅局限于“貓捉老鼠”的追趕式治理，要進行一定的前瞻性研究，相信人類的智慧，從人類的基本理性出發去做前瞻性的思考，當然，也要承認人類普遍理性的固有局限。他又舉了電影《機械姬》中所涉及的阿西莫夫機器人三定律作為點評的未來展望，并作出了期待“后浪們”作為新一代“深度學習機器”帶來新成果的結束語。

研討會第二單元“AI時代詐騙犯罪的實踐問題研討”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劉傳稿主持。

北京市公安局警官楊燕燕介紹，盜取采集自然人音視頻信息生成的視頻為重災區，所以大家在接到詐騙分子電話和視頻的時候應該及時掛斷，不宜再和以往一樣抱著“逗一逗”的心情與詐騙犯罪“周旋”，這樣會增加自己音視頻被盜取然后用于犯罪的風險。從實務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幾乎可以反向欺騙“圖靈測試”的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的到來可能比我們預想得更快。

北京市公安局警官孟凡芹提到，目前警方有關人工智能的業務就包括大模型的測評，北京地區作為高校和研究機構重鎮，產出了許多大模型，公安機關都需要配合網信辦對其進行安全測試，包括測試平臺和專家審核的模式。

北京尚梓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紅釗認為，有必要將人工智能做弱人工智能與強人工智能的區分。不能對超人工智能的刑事責任采取簡單的否定說或肯定說，因為其設計者和產品本身都具備自由自主決定并實施行為的能力，應該采取二元限制刑事責任結構較為合理。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石林山從案例出發，讓與會者有了更為直觀的感受。其中一起案件涉及跨境電信詐騙，田某通過加密軟件與境外電詐團伙取得聯系，伙同團伙在北京市朝陽區多個酒店輾轉，假設維護手機口的設備，為境外電詐分子提供通訊傳輸幫助，最后查證田某等人手機號關聯到的詐騙金額為100多萬元。該案件事實簡單，但實際辦理并不簡單。首先是上游犯罪在境外與犯罪分子頻繁更換地點、手機號等導致的破案難；其次是證據的收集與金額認定難；再次是對于主觀明知的認定，本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都不能主動供述，嫌疑人之間也不會談及具體作案情況，很難通過聊天記錄等客觀證據來印證主觀明知，辦案人員從初犯偶犯進行突破，通過口供和部分聊天記錄相互印證的方式來綜合證明；最后是罪名認定問題，公安機關移送的罪名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檢察院的起訴書中還包含了對詐騙罪的指控。該案最終被評為2023年度電信網絡詐騙的典型案件，對于之后可能出現的類似案件的偵辦也起到了很大程度的幫助與指引。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楊子良主要探討的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有些罪名能不能夠用來應對AI時代的詐騙犯罪。第一個罪名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生成式人工智能雖然不屬于專門用來犯罪的工具，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3款規定的罪狀從文義理解上可以將其囊括進去，在司法實務中也可以檢索到相關生效裁判，例如全國首例的“AI外掛”案。第二個罪名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楊法官認為認定提供者“明知”是符合事實的，依據是充分的，即使需要平衡科技創新和風險防范，也應當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第三個罪名是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對于人工智能的提供者來說，目前出臺了新的法規與司法解釋，為其設置了相應的義務，該罪名的適用，對于打擊防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彭海青介紹，AI詐騙呈現出手段多樣化、精準高效性與隱蔽性三個特點，受害群體有著年輕化趨勢，且除了經濟損失嚴重外，還存在著心理創傷與社會信任危機。技術應對不足、跨部門協作不暢、法律法規滯后與公眾防范意識薄弱是目前所面臨的治理困境，并且提出相應的措施。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光權對本次會議進行了點評。周光權認為，無論人工智能技術多么強大，它都不能成為獨立的犯罪主體或是獨立承擔侵權責任。刑法學中講責任主義、罪責原則的時候，包含了憲法的要求，即憲法尊重個人有自己獨立的意識，因此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機器通過分析數據來學習，其所謂的“意志”，實際上是生產者使用者灌輸的。將機器視為犯罪主體，違背了憲法基本要求，是對刑法教義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底線的沖擊，也與法學上的自由意志相矛盾，再高級的人工智能，追根溯源仍然是人的價值取向與選擇。人工智能技術，它確實對犯罪學思維和刑法學思維怎么緊密地結合起來提出了新的考慮，面對人工智能提出來的這些新的問題，我們不禁去思考教義學是不是需要調整？總的來講，教義學確實要認識到犯罪學當中所提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說犯罪是正常的，雖然這令人遺憾。犯罪同樣對這個社會有一些正面的功能。犯罪一個現實的功能就是讓我們在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同時，要想到這個技術有可能有什么漏洞，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那就要把這些補丁都打出來，這對于法律的發展，無疑起著推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