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上午，杭州互聯網法院組成七人合議庭，由第三屆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陳增寶擔任審判長，對公益訴訟起訴人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檢察院訴楊某某、某傳媒公司、某網絡公司、某科技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民事公益訴訟案公開開庭審理，當庭判令四被告刪除已發布的虛假信息，注銷“網絡水軍”的虛假賬號1200余個，在國家級媒體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公益損害賠償金共計100萬元。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夏濤、副檢察長龔赟燕等出庭履行職務。
杭州市、區兩級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區）網信辦、社交網絡平臺、自媒體等相關市場從業人員及省、市政法系統代表、學生代表近80人以及來自中央、省、市三級媒體的十余位記者旁聽庭審。
案情速遞
公益訴訟起訴人訴稱
2021年至2022年5月，楊某某利用其注冊的多家公司研發的平臺，招募數量龐大的兼職人員充當“網絡水軍”，并通過操縱“網絡水軍”“養號”等方式，開展有償“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等業務，即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實施包括對客戶指定的影視作品、網絡視頻、游戲作品、商品的宣發等正面點贊、轉發、評論，按客戶要求在相關網絡平臺發布關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體內容等提升熱度的業務，以及通過在信息發布平臺進行投訴舉報等方式刪帖以降低針對特定作品、商品的負面信息熱度的業務。經調查，楊某某等共“養號”1200余個，完成“轉贊評”“直發”任務24萬余條，任務金額合計896萬余元；完成“投訴舉報”任務1200余條，任務金額合計19萬余元。
另，某傳播公司、楊某某等人以營利為目的，有償提供刪帖服務，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已被刑事判決認定構成非法經營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公益訴訟起訴人認為
網絡信息是社會大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網絡信息的真實、可信是構建清朗網絡空間的重要內容。四被告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開展有償“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等業務，系流量造假、通過發布和刪除信息干預信息呈現以謀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屬于傳播網絡虛假信息的行為，破壞了網絡生態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侵害了廣大網絡用戶的權益，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侵權責任。
庭審過程中，四被告明確表示已認識到自身錯誤，向社會公眾致歉，并愿意承擔公益損害賠償責任。
法院審理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四被告的行為擾亂了網絡輿論環境和互聯網信用管理秩序，破壞了相關行業、市場的正常經營秩序，損害了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應當承擔民事侵權責任。
一、涉案行為屬于破壞網絡信息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
四被告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通過招募兼職人員或自養網絡賬號充當“網絡水軍”，以操縱“網絡水軍”的方式對指定的作品、商品進行有償“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其宣發或刪除的信息均非網絡用戶的真實體驗，卻達到虛增客戶指定作品或產品的影響力、曝光度、好評度，隨意控制正當差評的負面影響等作用，破壞健康、良性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環境。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規定，屬于破壞網絡信息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
二、涉案行為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1.涉案行為破壞了網絡信息生態環境，降低了社會公眾對網絡信息的整體信任度，加重了行政機關、平臺、社會組織等各方社會主體的監管、治理的負擔，耗費了大量社會公共資源。
2.涉案行為擾亂了市場正常經營秩序，違背了誠信經營原則，使誠實經營的市場參與者在不公平的網絡信息環境中處于劣勢，催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扭曲了市場競爭的公正性，使得市場規則形同虛設，更會影響行業的創新與發展動力。
3.涉案行為侵害了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選擇權。針對社會公眾個人而言，虛假信息剝奪了他們基于真實、全面信息做出合理判斷的前提條件。社會公眾因虛假信息誤導而形成的認知、決策，還影響其價值判斷和生活、工作的抉擇，雖單個損失看似較小，但累積起的社會公益損失巨大。
三、四被告具有為牟利流量造假、傳播虛假信息的故意
四被告對客戶指定的信息真實性不予甄別， 組織的“網絡水軍”對接單的宣發或刪除信息也不核對真實性，主觀上具有流量造假、傳播虛假信息的故意，且四被告通過專業化的商業模式設計，形成分工合作的“組織架構”模式，在認識到案涉行為已被列為整治對象的情況下，仍為謀求不法利益，從事網絡虛假信息的黑灰產。
法院認為，公益訴訟起訴人請求判令四被告就其各自行為在國家級新聞媒體公開賠禮道歉，刪除已發布的虛假信息并注銷相關網絡賬戶，以及賠償公益損害賠償金，均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以支持，遂作出上述判決并當庭宣判。
楊某某等四被告當庭表示服從判決結果。
網絡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但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絡虛假信息，不僅誤導社會公眾的認知，煽動社會情緒，更是對網絡信息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有償刪帖把網絡信息當作可以售賣的商品，其不僅擾亂了互聯網運行秩序，更損害了公眾的言論權、知情權。當網絡虛假信息與流量造假泛濫，我們面臨的不僅是企業之痛、市場之痛，更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嚴重侵蝕，侵害網絡空間社會信任，對公平競爭環境產生破壞。絕不能讓虛假信息成為網絡經濟中盛行的“潛規則”。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真知灼見，不在于點擊的喧囂，而在于思想的深度；真正的影響力，不是虛無流量的堆砌，而是品質與誠信的沉淀”。廣大網民應牢記，每一個鍵入的文字，每一次點擊的傳播，都應受到法律與道德的約束。對流量造假與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必須予以嚴厲譴責和法律制裁。通過此次判決要求被告將所有涉及虛假信息傳播的網絡賬號注銷，確保信息傳播的每一道閘門都牢固把關，讓真相跑贏謠言，讓理性思考戰勝盲目跟風。對流量造假與傳播虛假信息的零容忍，不僅是對法律尊嚴的維護，更是對誠信價值的捍衛。維護網絡空間的清朗，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每一個個體都應當成為真相的守護者，每一次轉發前的審慎，都是對健康網絡環境的貢獻。讓真相的光芒照亮網絡的每一角落，讓虛假信息無處遁形。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守護好這片億萬網民共同的精神家園，讓互聯網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引擎。
專家點評
全國人大代表 黃美媚：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7.5%，目前網絡無疑已經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網絡空間傳播主體的多元性和傳播渠道的復雜性，導致通過網絡編造和傳播虛假信息變得日益頻發。如何有效應對網絡虛假信息的挑戰，日益成為我國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一大難題。
2021年，《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網絡虛假信息治理的決定》明確了檢察機關應當探索開展網絡虛假信息治理領域公益訴訟。濱江區檢察院針對通過網絡平臺操縱“網絡水軍”開展有償“轉評贊”等流量造假、通過發布和刪除信息以干預信息呈現的行為，精準認定此行為破壞了網絡生態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積極探索開展網絡虛假信息治理領域的公益訴訟。司法機關以網絡水軍為切入點探索網絡空間治理，有效回應了當前流量造假等“黑灰產”治理實踐的需要，是切實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要求，以法治思維推動互聯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為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的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濱江經驗，值得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和學習。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定制作、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依法判決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對于提升網絡信息質量、打造清朗的網絡環境、全面促進網絡文明建設具有重大法治教育意義。
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聯合國高級別人工智能咨詢機構中方專家 張凌寒
互聯網虛假信息的治理，是構建良善清朗輿論環境、保障公民知情權等合法權益、維護網絡公共秩序的關鍵所在。長期以來，由于互聯網虛假信息的識別成本、維權成本、處理成本較高，普通網民和利益相關方難以有效維護自身權益，網絡平臺的公共治理和凈化機制難以有效運作。本案通過激活公益訴訟制度，對互聯網虛假信息治理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法律適用和責任認定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首先，本案進一步明確了互聯網虛假信息的認定標準。本案中，檢察院認為“網絡水軍”開展的“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等業務，屬于流量造假和信息干預行為，構成了互聯網虛假信息。杭州互聯網法院指出傳播網絡虛假信息應當包括通過人工或技術手段實施流量造假、虛假注冊賬號、操縱用戶賬號等干預信息呈現，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謀取非法利益，破壞網絡信息內容生態秩序的違法行為。這一認定突破了既往判例對虛假信息僅限于捏造、虛構、扭曲的失真信息的狹義理解，站在互聯網平臺和用戶的視角考慮普通網民的認知和需求，將通過技術手段操縱信息呈現的行為納入虛假信息的范疇，體現了對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的全面把握，有利于捍衛民眾的合法權益與對網絡空間的信任。
其次，本案對網絡虛假信息民事責任的認定進行了有益探索。在損害賠償部分，檢察院綜合考慮了虛假信息對經濟秩序和治理秩序的損害，既衡量了不特定用戶受到誤導的利益受損，也注意到對網絡交易秩序和交易成本的傷害，對虛擬空間中的“數據污染”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對于今后類似案件裁判與網絡空間治理機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杭州互聯網法院立足于網絡虛假信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做出了100萬元的賠償金額，有助于形成對此類行為的有效震懾，具有較高的社會價值。
最后，本案對公益訴訟在虛假信息治理領域的應用提供了示例典范。本案是一起檢察機關出于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經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請示立案，體現了公益訴訟的特殊性和程序要求。本案杭州互聯網法院認為對法律未明確列舉的檢察公益訴訟類型的解釋應符合立法條文原意，秉持穩妥、有序、積極、開放的態度，應綜合考量案件涉及的公共利益屬性、危害程度的突出性、現實的急迫性和必要性等。希望該案可為今后類似的公益訴訟案件提供操作范式，鼓勵各地司法機關主動行使職權、捍衛網絡公共秩序與民眾合法權益，推動網絡法治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劉曉春
網絡空間的信息內容治理是網絡生態治理的核心環節，也是網絡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案對于通過檢察民事公益訴訟途徑展開網絡生態治理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為網絡綜合治理的體系化建構提供了重要的實踐范本。
網絡“水軍”行為導致虛假信息在網絡空間蔓延，阻礙多種公共治理目標的實現，如內容治理、犯罪防范、權益保護、未成年人保護，對于公共利益造成了明顯的損害。被告通過流量和內容造假等手段，對于特定公眾人物、特定話題等涉及公眾輿論的內容干預其呈現方式，在輿論導向、信息傳播、觀念引導、價值宣揚、特殊群體保護等方面都會破壞健康、良性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環境，損害網絡空間整體秩序的可信度、安全感，導致整體交易成本上升，正常的交易秩序遭到破壞。在人工智能技術被廣泛應用的時代，“水軍”行為造成的公共利益損害更加凸顯，亟需建構有效的綜合機制進行有效打擊和全面治理。
濱江區檢察院通過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對網絡“水軍”違法行為進行主動出擊，維護公共利益和網絡空間生態秩序，體現了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主動擔當，也為網絡空間內容治理探索了檢察公益訴訟新模式。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判決中明確了網絡“水軍”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公益侵害屬性、損害賠償計算等法律適用規則，為網絡虛假信息內容治理的民事公益訴訟路徑首次確立了司法標準，為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的司法保障提供了典型案例，對于網絡空間治理的體系完善、清朗網絡空間的綜合保障機制建構，都給出了具有重要示范性的司法保護實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