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趙晨熙

“卡還在，店沒了！”為了能在夏天顯露好身材，家住北京市豐臺區的周鷗于今年年初在家附近的健身房花2000元辦了一張年卡。之所以選擇年卡，是因為商家承諾辦年卡“買一年送一年”，沒想到辦卡不到兩個月，店就“撤”了。

一直以來，預付式消費“爆雷”事件屢見報端，由于麻煩或維權成本高等，消費者大多自認倒霉。

“所謂預付式消費，是指消費者預先向經營者支付一定資金，然后按次或按期獲得商品或服務的消費方式。”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現實中預付式消費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商家“賣卡”后，因各種原因關門跑路，消費者退款難，不僅嚴重損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也影響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應考慮盡快研究出臺國家層面的預付式消費法律法規，對預付式消費模式進行全面規制。

預付式消費商家套路多

在北京從事服裝生意的馮娜娜粗略算了一下，自己辦卡后“跑路”的商家已多達7家，其中既有美容院和健身房，也包括給孩子報名的早教機構，甚至還有一家餐館。

其實每次辦卡前，馮娜娜都會“提醒”自己——盡量別辦卡，但每次都會因為商家的誘人優惠最終選擇辦卡。

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看來，預付式消費在理想情況下，買賣雙方是可以實現雙贏的。對經營者來講，通過“賣卡”不僅可以融通資金，擴大規模，也能利用這種方式鎖定客源；消費者“辦卡”也能獲得一定實惠，直接降低消費成本。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特別是在疫情之下，預付式消費模式卻成為一些商家割消費者“韭菜”的工具。

陳音江曾對預付式消費模式做過多年調研，發現消費者交預付款辦卡后，商家“套路”很多，有的會降低服務質量，以次充好；還有的商家在消費者辦卡后隨意漲價，以此變相減少提供商品數量或服務頻次；最為常見也是影響最大的，就是直接關門停業或“跑路”，消費者不僅無法繼續享受服務，也難以退回剩余款項。

4月22日，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狀況年度報告（2021）》指出，預付式消費糾紛一直是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面臨的難點。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波動影響，消費者前期交費容易，后期退款難的投訴同比增幅明顯。

這份報告顯示，商家因經營不善，轉讓、倒閉時違約“跑路”，未對債權債務做妥善處理是引發預付式消費糾紛的主要問題之一。

“有些商家關門‘跑路’其實是早策劃好的。”曾在北京市多家健身房擔任銷售顧問的奮斗透露，有些商家的確是因經營不善虧損關店，但有個別商家在忽悠消費者辦卡時，就已經鋪好后路。

奮斗此前所在的一家健身房就以幾百元的超低年費吸引消費者辦卡，而他了解到該健身房的場地只租了半年，器械也全部是短租的，在吸金不到半年后，健身房果然“跑路”了。

急需完善相關法律規范

不論是周鷗還是馮娜娜，在遭遇商家“跑路”后的第一反應都是維權，在馮娜娜的手機中，至今還留有幾個已無人再發新消息的維權群。

“大家開始勁頭很大，但隨著時間推移，加之維權難度較大，人心慢慢就散了。”遭遇商家“跑路”，馮娜娜一般都是自認倒霉，至今還沒有成功維權過。

與馮娜娜相比，周鷗的態度更為積極，得知健身房關門后，她便與對方交涉，涉事健身房提出可以安排她到另一家分店繼續健身，但由于離家較遠，周鷗予以拒絕，最終雙方約定由健身房退回一半的辦卡費用。

在劉俊海看來，預付式消費模式屢屢發生糾紛且維權困難，與當前法律針對預付式消費的規制存在缺失有關。

2012年11月施行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是目前我國唯一一部從國家層面針對預付卡管理制定的規定。但劉俊海指出，這部已出臺近十年的《辦法》存在嚴重的滯后性，比如，其中僅規定從事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的企業法人，開展單用途商業預付卡業務適用本辦法，但并未涵蓋當前占重頭的教育、健身類企業，這導致一大批推行預付式消費的經營者游離于規制之外。

陳音江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目前我國對預付式消費沒有專門的法律，關于預付式消費的法律規定主要散見于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但這些規定過于原則，沒有結合預付式消費特點有針對性地對發卡主體和發卡行為進行規范，從而導致在規范預付卡的過程中缺乏可行性與時效性，對消費者的保護也缺乏力度。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三條對預付式消費作了相關規定，規定經營者以預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應當按照約定提供。未按照約定提供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履行約定或者退回預付款；并應當承擔預付款的利息、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合理費用。但陳音江認為，該條規定雖立足于消費合同的基本原理，卻未能體現預付式消費的自身特點，因此在規制預付式消費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我國目前對于預付費市場的監管采取單用途預付卡和多用途預付卡分開監管的模式。”陳音江介紹說，消費者最常用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主要依據《辦法》進行管理，諸如商通卡等多用途商業預付卡依據的是2011年施行的由中國人民銀行、監察部等七部委聯合制定的《關于規范商業預付卡管理意見》，其中規定由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負責監管多用途商業預付卡的發售。但陳音江指出，該意見并沒有規定相應的懲處措施，使得相關規定流于表面。而《辦法》中企業發行預付卡需在發行后30日內到商務部門備案，并按預收資金的一定比例向商業銀行存入存管資金等規定，也因監管部門權責不清晰等原因多流于形式。實際中，企業備不備案、存不存入存管資金，大多靠發卡企業自愿自律，資金使用情況更是難以跟蹤監管。

建立預付消費監管體系

為規制預付式消費模式，一些地方也進行了立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單用途預付消費卡管理規定》規定建立預付卡資金存管制度，并對資金監管模式、資金監管比例、資金專戶存管、資金劃撥方式等進行了規定。

將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單用途預付卡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針對消費者沖動購卡后無法退卡的問題，設立了“七天冷靜期”，消費者購卡后只要沒有開卡使用，7天內可以無條件解除合同，經營者應一次性退還全部預付費用。為應對一些商家利用短租“跑路”斂財，《條例》規定，經營者租賃他人場地或柜臺的，應在合同中明示租賃期限，單用途預付卡設定的使用期限不得超出租賃期限。經營者因停業、注銷等無法繼續履行合同的，應提前30日以各種方式使消費者知悉，并一次性按原渠道返還相應預付費用余額。

多地立法對發卡備案、建立預收資金存管等制度的探索對遏制預付式消費亂象有積極作用，陳音江建議，應在借鑒地方立法基礎上，盡快研究制定國家層面的專項立法。

“法律應明確預付式消費的含義、發卡單位資格、發卡方式、發卡數量和金額、資金監管等內容，為預付式消費健康發展提供法治保障。”陳音江認為，考慮到預付式消費涉及市場監管、商務、公安等多部門，實踐中容易因多頭監管導致監管“真空”等問題，為此法律應明晰各部門權責范圍，并結合預付式消費的特點，建立全面系統的預付式消費監管體系，多部門協調配合，使預付式消費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得到有效監管。此外，還應健全預付資金安全體系，在經營者進行備案之后，應當到指定銀行按照預付資金的比例存入存管金，或提供第三方擔保（包括商業保險），并探索建立“預付式消費模式”賬戶監管制度，確保消費者的預付資金安全。

劉俊海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在預付式消費領域出臺專項立法很有必要，應從準入條件、經營要求、行為規范、資金監管、維權救濟等多維度對預付式消費進行全面系統規制，將其納入法治軌道。